有关勤奋好学的成语这又是个什么梗?
时间:2023-11-10 07:09来源:未知 作者:未知 点击:

  前几天,网红经济学家任泽平说要印两万亿,出台鼓励生育基金,“10年要多生5000万。还要抓住75-85年育龄人口的生育窗口,别去指望90后00后”。随之也有诸多文章,从财税角度、企业成本、中产理性人等各个角度评论回应。我看了看,这些评论多是男性写的。

  作为80后、一个孩子的妈妈,我觉得毛骨悚然。在生孩子这件事情上,男人们太自以为是,大谈特谈国家的、政治的、经济的、理性的……有这功夫他们不能给家里好好做顿饭吗?不能陪陪孩子辅导一下作业?做爸爸的,如果能多陪伴孩子成长;做丈夫的,如果能多体恤妻子的付出;做儿子的,如果能多理解老人带孙辈的辛苦,而不是觉得一切都理所应当,只会写小作文指点江山。那么女性会更愿意生孩子。

  当男性上升到各个宏大层面去讨论如何刺激生育、出台什么样的政策时,他们化身成了研究员、评论员、各种专家,泛滥地使用着公共话语,用上帝视角、权威傲慢的口吻,告诉育龄女性:生吧生吧,刺激经济需要孩子,国家振兴需要孩子。

  可他们忘了“生育”不仅仅是一个公共话题,也是一个私人问题。在生育问题上,男女的分歧很大。男性更倾向于把生孩子当成一个宏大的公共话题,他们更喜欢从经济、政治的角度去讨论;而女性更愿意把生孩子当成是一个私人问题,比起政治经济,我们更在意生育和生活、工作中的具体矛盾。

  当这些男性“专家”“研究员”“评论员”提出各种生育建议时,妻子、孩子好像只是一个符号、一个数字。用的都是上帝视角,没有了同理心。结果自然会被群嘲。

  其实想想何止这些“专家”呢?生活里很多老公不会写小作文,也同样是一副督导、评论员的样子:饭菜太咸了、衣服没洗干净、孩子怎么又生病了?好像生活和他们无关,他们只是“偶尔参与”,重在“点评”“督导”一下。

  他们或许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。陀思妥耶夫斯基说:爱具体的人,不要爱抽象的人,要爱生活,不要爱生活的意义。但这些丈夫恰恰忘了,比起具体的人和生活,他们更热爱抽象、符号和意义。

  虽然生育率是一串数字,但生育却是一系列生活琐碎的总和。在一个个数字背后,是无数家庭的无奈、辛酸和利弊权衡。

  2020年我国出生率跌破1%,创43年来新低。1~9月降幅已达20%~30%,11月和12月由于受疫情影响,出生人口数量比2015年同期减少45%以上。新冠疫情、失业潮,让人们的不确定感加剧,有人不想生,有人不敢生。

  因为经常在沪、苏、杭三地流转,就我本人身边的观察,二胎甚至三胎家庭还是比较多的。他们有如下特征:多是苏杭沪本市人或来自周边富裕县市,体制内工作很少996,家里早早买好了房子贷款比较少,夫妻双方父母健康乐意帮带小孩。

  正因为工作强度低、贷款压力小、和父母亲朋关系更紧密,人们的幸福指数更高、安全感强烈,才会更愿意生孩子,轻松的心态也更容易受孕。我甚至还有一个近乎偏激的观点:生不生二胎三胎不只是父母决定的,还是爷爷奶奶决定的。

  为什么?在我观察来看,有能力生育二胎三胎的家庭,背后都有一个强而有力的“大家族”,这个家族可能有一个实力雄厚的爷爷,能干帮衬的奶奶,工作体面不用996的父母,甚至还有交往密切的七大姑八大姨。强大的家族凝聚力,提升了抗风险能力,让人没有后顾之忧,敢生敢养。

  以出生率高的广东省潮汕地区为例(近年来也下跌严重),潮汕具有十分浓郁的“生育文化”。有专家曾分析背后的历史原因——潮汕曾是中原流民主要流落之地。因为有大量流民涌入,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建立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群落,共同抵御外敌。强大的宗族文化,让潮汕人非常重视子嗣的传承,并逐渐形成了“多子多福”“生孩须生男”的生育观念。

  不仅是潮汕,广东人普遍重视家族的传承网络,同族的亲戚也会帮忙照顾、扶养孩子,家族是家庭想生和敢生的重要保障。代际传承背景下长大的青年,和其他省市独生子女相比,生育意愿、生育水平也会更高。

  但近年来,曾经生育率颇高的潮汕、温州、合肥等城市出生率也在下跌。出生率下降是趋势性的,可能局部地区好一些,但大势很难扭转。出生率的下降和我们近年来的“大城市化”进程密不可分。

  我早些年生活的苏州、杭州,其实还是个熟人社会,讲究关系亲疏远近。但近些年来大城市化的进程,加速瓦解了熟人社会、家庭宗族。社会进入“原子化”。人和人之间血缘的连接稀薄淡漠,家庭越发小规模化、抗风险能力低,大家的不安全感加剧,生育的意愿自然也降低。

  高房价抬高了生活成本,房子不够住,自然不敢多生。也无法接父母同住帮忙带看小孩,降低了生育意愿。高房价让人996拼命工作、为了便宜点的房价不得不搬至远郊,从而导致了过长的通勤时间。

  有一份《全国主要城市通勤时耗监测报告》显示,以单程通勤时间来看,全国36个主要城市的平均通勤时间为36分钟。其中北京47分钟超长通勤占据榜首,上海、重庆紧随其后,其通勤时耗均超40分钟,这三个是全国通勤时间最长的3个城市。

  在4个超大城市、10个特大城市中,平均每7个人中有1个是单程超过60分钟的“极端通勤”大军。他们可能住在燕郊、花桥、东莞,每天疲于奔命地赶往30公里、50公里外的城市中心。这支大军人数众多,光在北京、上海,这样的极端通勤人口就超百万。

  前段时间有专家因发表观点“别在通勤上花过多时间”遭遇群嘲“何不食肉糜”。专家说的也没错,时间要用于提升自己。可现在工作机会都集中在市中心CBD,这些区域的房价、租金都望尘莫及,搬去近郊远郊实属无奈。“睡在花桥,梦在魔都”这样的职住分离,是人们被迫的选择。

  该报告还显示, “25-34岁”的打工人是长通勤的主力军。这些人也是天天被催生的生育主力军,试想想,每天工作8-9小时、通勤要花2小时,哪来时间精力恋爱、生娃呢?更不要说接送小孩、陪写作业等一系列要耗费大量时间的养育任务了。

  剑桥大学曾有一名经济学者指出,自动洗衣机比互联网更有革新意义,是在于以洗衣机、管道煤气、微波炉为代表的自动化电器,将女性从家务中解放出来,走向社会和职场。洗衣机等家电的发明正处于二战后,工业化的发展加快,二战期间也伤亡了不少青壮年男性劳动力。家电产品的出现促使女人能像男人一样参与劳动,获得报酬,不仅仅是男人的附属品。波伏瓦的《第二性》也在这一时期畅销欧美,唤起了女性的觉醒。

  当下的科技早已从“自动”走向“智能”,虚拟与现实日渐交融不可分割。且不说人们在“元宇宙”里炒房,购买仿真性爱机器人,沉溺于虚拟游戏等等,早前还有六旬大妈和抖音上的假靳东谈起了恋爱……。在高科技的“宠溺”中,我们的心智也发生了变化——越来越习惯被“算法”推送喜好,在“游戏”中获得成长,在“点赞”中获得满足,每个成年人都成为了被互联网“宠溺”的小孩。每个人只看自己想看到的,听自己愿意听的,越来越自恋,越来越狭隘,久之越发容不下不同之人、不同之物。人们都活在25号宇宙里,在精美的乌托邦中孤独又自恋的生活。

  生育率下降是全球性现象,根据CDC的报告,美国2020年的总生育率(total fertility rate)为每1000名女性生育1637.5个孩子,比2019年下降了4%,创下历史新低。

  另外,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评估研究所的研究显示,全球生育率至2017年已将近减半至2.4。2020年7月,华盛顿大学研究人员在学术期刊《柳叶刀》发表的研究预测,2100年,去全球生育率将跌至1.7,全球195个国家中有183个生育率将跌破2.1,大部分国家都将出现人口萎缩。只是我们的进程似乎更快一些。

  大城市是天然避孕药,但大城市化的进程不可逆,我们回不到“江村”这样的小城时代。大城市是个人奋斗的逐鹿场,但也会有人厌倦、退出,回到家乡、来到三四线,踏踏实实地过上自己的小日子。不管大城市小城市,人们心安了,自然安居乐业,开枝散叶。

  身为女性,我觉得刺激政策只是一方面,不能太高估政策的效用,因为这些政策往往是“工具理性”,并非“价值理性”。

  此前有梁建章提出生一个娃给一百万,现在任泽平说印发两万亿。这种工具理性,让人们过于追求功利结果,只求快速达到预期目的,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,却忽视了人们的情感体验和精神价值。

  但生育,却不是工具理性,而是一件“价值理性”的事情。价值理性,要求的是善良的动机、正确的手段,更加长远,更有价值。

  费孝通曾说我们的生育制度就是损己利人。尤其对我们女性而言,生育本质就是一项“利他行为”——怀孕的辛苦、临盆的痛苦、哺乳的麻烦,每一件都是在“损己”。

  既然如此,我们为何还要去 “损己利人”呢?十个月的怀胎、身材的变形、贡献了一半的基因,却连姓氏都不是自己的。如果要像这些专家一样,用“工具理性”去思考,我们恰恰就不该生孩子。

  但我们却还是损己利人了。不是说有多伟大,而是因为爱和本能。是爱和本能,让我们忍受辛苦剧痛、不计较孩子姓氏、不在意容貌身材的衰败,是爱和本能,让我们成为母亲,成为一个真实的人。

  但目前全球的趋势,似乎要让人放弃爱和本能,每个人都能躲在自己的“元宇宙”里,泛滥的科技、过度的个人主义、过于依赖线上的生活,让人们的生活愈发虚拟。离真实的生活越来越远,又怎么会去生养呢?

  生育问题需要宏观政策的引导鼓励,但最终还是个人的选择、努力。当媒体把目光聚焦育龄女性的时候,殊不知丈夫、父亲的角色同样重要。

  如果多一点丈夫、父亲放下“上帝视角”,放弃“工具理性”,不作“评论员”“督导员”,而是用平易的目光、踏实的手脚、温暖的话语,走到日常的小事里,走进生活的琐屑中。多点陪伴,互相帮衬,温暖踏实,这样大家才敢生敢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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